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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正统七年(1442年),张太皇太后崩;“三杨”中的杨荣已先卒,杨士奇则因其子杀人被捕入狱而坚卧不出,只有杨溥在朝年老势孤。王振无所顾忌,越发飞扬跋扈起来。自此,明仁宗、宣宗开创的宽厚仁爱、繁荣昌盛的中兴局面刚刚露出曙光,便转入到黑暗的宦官专权时代。
    据《明史》记载,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曾置铁牌于宫门,高约三尺,上铸:“内官不得干预朝政,预者斩”。王振此时命人摘去铁牌。随后,他在京城为自己建造了一所豪华的宅第,并于宅东“建智化寺,穷极土木。”智化门前竖立“敕赐智化禅寺之记”和“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”两碑,碑文称:“悉捐已资,僦工市材,建兹宝刹。”“寺之建也,殿、堂、门、庑,各以序为,与夫幡幢、法具、庖(福)、廪庾之类,靡或不备。规制弘敞,像设尊严,涂暨坚完,采绘鲜丽。”王振自己出资建立的智化寺,殿堂高大,装饰豪华,佛像及各种法器一应俱全。智化寺的建筑时间“盖始于正统九年正月初九日,而落成于是年三月初一日”,竟然只用了不到两个月。建成后,王振报告给英宗,英宗于是赐名“智化禅寺”。目前山门上汉白玉横匾“敕赐智化寺”仍存,“敕赐”意为皇帝御赐的寺名,所谓“智化”就是以佛的智慧普度众生。


智化寺山门门额敕赐智化寺

    智化寺的建筑时间之短,成为智化寺的一个谜团。清代的《天咫偶闻》就认为智化寺是王振舍宅而建,黄云眉《明史考证》也持同样的看法。近代的朱启钤(字桂莘,1871——1964)先生颇疑振改旧第为寺,借建寺之名,另营新宅,记中所云,乃故弄虚玄,为避免言官弹举耳。
然而《明书》曰:“振族党并诛,第宅没官,改京卫武学”。由于智化寺之西就是武学胡同,如果此记载可靠,那么智化寺近旁的宅第就一直在使用。换言之,即王振舍宅建寺的可能性就很少了,至多只是舍一部分宅第。
    对于短期内建成的智化寺,著名的古建专家刘敦桢先生给出的解释是,怀疑碑文所记开工、竣工年月,未必与事实符合。
    其实,从王振本传“作大第皇城东,建智化寺,穷极土木”的行文记载推测,他建宅第、建寺院应该是统一规划。寺院早已规划完毕,而且宅第竣工后接着修建寺院,建筑材料也应该早已准备充足。因此修建寺院的过程只是纯粹的施工过程,这就大大缩短了工期。而且,王振当时是呼风唤雨的人物,修建寺院所需的人员、材料自会源源不断,绰绰有余。修建智化寺的具体情形,史籍付之阙如。不过,王振还修建过其他的寺院,可借此进行推断:“初,王振佞佛,请帝岁一度僧。其所修大兴隆寺,日役万人,糜帑数十万,闳丽冠京都”。(《明史》卷164《单宇传》)王振修建大兴隆寺之时,就“日役万人”,对于自己的家庙自然会更加不遗余力,施工的速度自然不能以常理推测。